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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融不让梨

这些天来,公众、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愤怒地谴责“毒胶囊”。但在另一个事件中,公众,尤其是知识分子,却表达着与之相反的立场:在小学一年级语文考试中,上海一名小学生在回答“如果你是孔融,你会怎么做?”题目时,称“我不会让梨”,被老师打了大大的叉。这名小学生说,4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,才这样写答案,并坚信没有答错。有网友认为,“言之有理”就算对。而知识分子则纷纷表示,小小孔融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觉悟,孔融让梨的故事根本就是鼓励虚伪,不应当再以之教育孩子了。

其实,按照孟子的说法,孔融让梨不是什么觉悟,而是人天生的良知。设想桌子上有两个梨,一大一小,对面是你的兄弟,你会拿大的还是小的?大多数哥哥都会拿小的。兄弟血气相通,照顾弟弟乃是哥哥的本能。也正是根据这一点,孟子说:辞让之心,人皆有之。

当然,并不是所有孩子都会这样,他会拿走大个儿的。现在的问题是,社会应当鼓励哪一种?古人记载孔融让梨的故事,最初也许在表彰孔融之幼而聪慧,后来则主要以此教化少年儿童养成辞让之习惯。

这样的教化当然是要教导人约束自己的行为。婴幼儿常不明辞让,这也许就是人欲。如果人人都不明辞让,社会就必然被丛林法则支配。一个孩子如果不进入社会,过鲁滨逊式生活,那他怎么做都可以。他如果要进入社会,就需要经过教化,知道如何自制,否则自害害人。教化的目的就在于训练人们遵守各种伦理规则,并形成自觉遵守它们的道德意识。

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。‘这样的人知道辞让,孟子说:“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。”辞让意味着他人作为应被尊重的对象进入自己的策略制定过程中。他仍然会追求自己的利益,但制定行动策略时会考虑对方能否接受自己的行为。这就是亚当·斯密所说的“通情”能力。因为考虑了他人,他会节制自己的欲望,不再追求通吃,而只拿自己应得的那一份。

若这一意识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习惯,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达到“不同而和”的状态: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目标,而不会相互伤害。比如说,自己虽然要赚钱,也不会生产显然会伤害他人健康的毒奶粉、毒胶囊。

但是,一百多年前,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却觉得,“孔融让梨”所教导的伦理规范是落后的。今天的知识分子仍在重复这样的看法。他们信奉韩非子、马基雅维利、霍布斯的人性论:人生来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欲望,且只应当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按照这样的伦理预设,孔融一定会抢大个儿的梨吃,以实现自己利益之最大化。但现在,孔融这个小小孩子竟然知道辞让,那说明孔融天生就是虚伪的,而中国先贤讲述这个故事教育孩子辞让,则是道德强制。他们对虚伪、对道德强制展开猛烈的批判。

由于种种历史机缘,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在中国终于实现了。当代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教化,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都不教孩子正常的伦理规范——不切实际的高调的道德宣传,毋宁对正常的伦理、道德教育起反作用。在这种教化真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,确实都是知识分子所理想的“理性经济人”,赤裸裸地追求自身物质利益之最大化。

结果就是,毒奶粉、毒胶囊的生产者被成批量地生产出来。知识分子现在指责这些人没有丝毫廉耻之心,问题是,你们不是一直在说,道德不重要,廉耻是虚伪吗?

层出不穷的食品、药品安全事故提醒人们,当代中国之问题决不仅在于制度之不合理,而在于伦理之崩塌、社会之溃散。以前的乱世也没有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事故。

中国社会必须实现一次彻底的价值“更化”;抛弃过去一个世纪激进知识分子贩卖的反道德、反伦理的价值观,回归传统,回归儒家。以此重建人心,重建教化体系,重建社会,重建人际间的信任。没有这些努力,所谓制度变革,不过是空中楼阁。毒胶囊或许没有,但会有更多毒物四处蔓延。